伤痕累累的《无伤时代》:一部有关和解与救赎的遗忘之书
编辑阅读童伟格,你会收获复杂的感情。他是一个令人错愕且令人痛苦的作家,一方面,你会沉醉在由记忆碎片建构起的属于他自己的迷宫之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你又会为华语作家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天才"而感到欢欣雀跃,这种夹杂着喜悦的悲伤如同漫山遍野绽放的罂粟花一般,令人无比痴迷。
鲜见的,童伟格用他的文字塑造出了一种"韵",如果硬要去追溯的话,沈从文的《边城》大概是其远祖,汪曾祺的《受戒》也有些近似(不是语言)。很明显,童伟格的书写是王德威所谓的抒情乡土的延续,他摒除了那些生涩而坚硬的议题,不断地将笔触诉诸回忆,因而他笔下的故事都是些带有轻度魔幻现实气息的柔软记忆,是的,如同丝绸般轻柔,如丝如缕地抚摸感,这在《西北雨》中十分明显,在《无伤时代》里则是作为底色存在的。
如果说《西北雨》的主题是不断地回溯整个家族的记忆的话,《无伤时代》就是一部"遗忘之书",但在另一方面,又正如腰封所述,这是一本"留住过往时光的伤悼之书"。这看似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实际上,《无伤时代》里的所有人物都在用力地将自己的记忆遗忘,他们在尝试着变成消除记忆之后无伤无碍的"废人"。时光,成为他们埋藏所有记忆的酒窖,他们通过这最后一次陈述将之封锁,然后慢慢遗忘。
"无伤无碍的废人",这是小说中角色们希望成为的角色,他们不奢求世上任何一切,只是想要做这个世代里存在与否都毫无关系(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本质上)的"空白格"。"无伤",对于这些人物而言是一种过于残忍的称谓,他们是最不应被这个能指形容的一群人,作为常人的我们根本无法细数这些"渴望无伤者"经受了些什么,那是由痛苦和悲剧组建起的耸入云端的高楼,连他们自己都难以望见伤痕的终点通向了何方。
是的,想要抵达"无伤"的人们其实是遍体鳞伤的挣扎者,他们是永远的迟到者、难以被治愈的病人、背时的"多余人"和丧失了一切斗志的"废人"。他们的悲剧从少时便如同泼洒在宣纸上的颜料,一点点晕染开来,直到所有颜色填充满整个纸面。挣扎,在一开始就强势地宣告了它的在场,可结果却仍然是无力自拔,是的,他们被名为无力的漩涡深深地卷入,从色彩斑斓的世界坠入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途中的每一次成长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苦涩的,亲人的离散、生活的困苦、世事毫无人性的变迁,一切的一切都令他们在失去故土的同时无法找寻到新的精神栖息地。他们就这样成为了时代的"游魂"。前现代的乡村社会永久地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托,身处其中的前现代者被不由分说地抛向碎散分裂的现代奇观中,精神的流浪自此开始,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漂泊无依的一生。
《无伤时代》里的家族是被时代遗忘了的家族,其中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沿着社会的边沿前行。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找不到生存的依托,是不断的迟到者、不合时宜的沉默者,他们身上保留着故土承袭了世世代代的谦恭和温驯但却仍旧融不进这个不断向前奔涌的熔炉。但他们却又回不去了,迁徙,从无人居住的山野搬迁到唯一一条公路旁边,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农退化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人”,他们在失去了自己乡民的身份和居所后再也找不到定义自己的方式。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能轻易地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回忆,夸张地说,“思接千古”。在无边无际的回忆中他们陷入长久的沉默,在沉默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自我满足,所以他们发现自己丧失了诉说的能力,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兴致,他们只是静静地观察着万花筒般纷繁炫目的一切在身边流转,但却不愿(更确切地说是从不能到不愿)伸出手去抚摸它们一下。他们无法在外界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无法找到自己存在的原因,他们是被抛弃但却又不被销毁的一代,面对雨雾笼罩的世界,他们沉默不语。三十而立者返乡,镇日坐在窗前遥望;年迈蹒跚的老母,淡然地听凭自己陷入重症之中;“苟活”于卧榻的祖辈,除了微笑之外再无它言;驻守山野的舅舅,在年复一年的自我纠缠中陷入沉默。他们无法得到外界的理解,也摒除了与外界的所有接触。记忆,时光裹挟着的记忆,最终成为他们在无边的静默中共同看到的一份光亮。
就这样,一场特殊救赎在这个“无伤无碍的废人”家族中缓缓展开。每个人的记忆互相交叠,在不断地叙事滑动中勾勒出一道又一道淡雅而又遍布感伤的弧光。在无声的现实和轻柔温暖的回忆中,家族中的人们达成了和解:母亲向儿子坦白了自己的病症,儿子得到了母亲的谅解,舅舅诉说了自己的痛苦,祖母在每一次醒来安心地微笑。是的,他们选择用记忆沟通,从而放下自己此前的伤痕,彼此互相原谅了对方的“无用”。
“无伤”是他们最终抵达的终点,也是少不经事时自认为的一切。
确如台湾作家杨照所言,“童伟格选择和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一起活在无知与无能的手忙脚乱里。”在这里,他完成了一个前代作家未能完成的壮举:连同沈从文在内的乡土作家亦无法脱离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尽管他不断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但实际上,在30年代后的他已经完成了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尽管他仍旧是非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从本质上他却又无法完全地以乡下人的视线来进行书写。童伟格放逐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他把自己融到了叙事之中,而不是像韩少功那样,始终将自己认定为一个外来者,相反,他与这些荒村荒人们同进退,至少,在叙事中是这样的。实际上,这种倾向和类似的记忆回溯已经在《王考》中出现了,《无伤时代》可以说是对《王考》的一次放大,但却未能将《王考》诸篇的灵异性融入,而在后来的《西北雨》中,《王考》的所有方面才都被纳入了。
《无伤时代》实际上可以被认定为一部讽刺小说,它的内核是现代对前年代的冲击及其造成的创痛,这些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台湾,在大陆的许许多多地方,类似的“无伤无碍的废人”们正在“生长”,童伟格的书写对这些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轻柔的安抚,是一次深刻地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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