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之后》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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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msg type="info"> 💬 本文摘自：郑雅君著，《金榜题名之后 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tool-msg>
各种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甚至科学教育），暗含地以一整套有教养阶级传递的知识、本领、表达模式为前提。……它导致了这种特权者游戏面前根本性的不平等。然而，每个人都得参加这一游戏，因为它以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布迪厄与帕斯隆(J.-C.Passeron)，1979,pp.21-22
布迪厄将学校教育视作一个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游戏，并断言这一游戏具有根本上的不平等性。
文凭贬值问题
就业市场化改革将大学生“推入”就业市场，而高校扩招政策则将更多的大学生“拉进”学校，两项政策自然导致了市场上竞争强度的激增，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膨胀。
柯林斯《文凭社会》“文凭的通货膨胀”；
胡瑞文等研究者发现，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今天，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再稀缺，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却并未休止——只是争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
其次，正如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所预测的，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
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因此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
扩招的另一后果是，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高更精细。这意味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在布朗的语境中有着双重意涵：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具备更强的相对优势，即便是绝对就业能力足够的求职者也会陷入劣势。**在这样不断升级的竞技游戏中，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
三角协调模型
美国学者克拉克(BurtonR.Clark)提出了一个包含大学、政府和市场三者权力的三角协调模型，为我们认清现代大学的多重角色和使命提供了思路。
首先，作为生产与传递高深学问的教育场所，大学最核心的使命是探求高深知识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强调对学术自主性和人文精神的追求。凸显了大学教育有意趋避现实功利的倾向。
其次，随着现代大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愈发密切，大学的运作也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仍处于政府的影响力之下。换句话说，虽然大学生的毕业出路越发市场化了，大学的教育宗旨、校园生活以及校园里潜藏着的机会和资源，却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市场化，而是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
总之，市场化在大学内外部发生程度的不同，使得“成为好学生”和“找着好工作”对应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无疑加大了学生安排大学生活的难度。
<tool-msg type="info"> 💬 所谓的产学研脱节即在此 。</tool-msg>
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的著名理论模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
魏昂德与同事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先决条件，而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而郑辉和李路路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立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简言之，政治忠诚和高等教育是分别对应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条精英职业路径的两块敲门砖，这两类精英的下一代不一定会传承上一代的精英职业路径。
因而，对于手持国内顶尖学府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无论家境如何，他们既拥有非国有经济部门需求的人力资本，又是党组织发展潜在成员的关键对象，因而有机会进入任何一条职业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在影响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因素中，家庭背景的解释力比个体学业表现重要得多；过去十年中，大学生的深造机会分配仍然体现为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
高等教育扩招已经从量的角度大大降低了“纵向”的教育获得差异，却拉大了同一受教育水平中质的“横向”差异。
文化资本理论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为社会学领域的大学经历研究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贡献。
该理论认为继承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如语言能力、审美偏好、文化意识、知识等）可以解释学生在学校的成功。不同阶层持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均衡的，而教育系统则不仅不如它看上去那般中立，更是实施与优势阶层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文化专断，从而以隐蔽的方式合法化了再生产的秩序。布迪厄曾对此进行过确切的论述：**“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而这种东西只有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中传授主导文化时才能获得”**p.494。身处大学这一属于优势阶层的文化专断环境，弱势学生仍然难以摆脱社会出身对他们的影响——“因花费昂贵而无法进入某些职业的认识，在学业出路的信息方面的不平等，把某些职业、学业上的选择和某一阶层联系起来的文化模式”p.13，将使得他们会因为难以适应学校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规则和价值观而感到“很不自在”(out of place)p.13，从而在诸多方面逊色于优势阶层的子女。即便他们努力改变自己融入大学的文化环境，圈子的断裂和人际冲突也容易使他们陷入痛苦。
价值信念的作用
（1）韦伯和帕森斯的价值观驱动范式：
韦伯认为理想、信仰、价值观通过塑造动机(motivation)来驱动人类行为。韦伯的著作暗示：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说行动者赋予行动的必要理由，应该被视为行动的原因。换句话说，文化通过定义“人们想要什么”来塑造行动。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行动者的自愿选择受制于客观条件、并被手段和目的的规范所支配，正是在互动中作为共享符号系统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提供了“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7。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2）斯威德勒的工具箱范式：
文化与行动并非紧密衔接的因与果，而可能是脱钩的，人们对事物抱有的观念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连贯地解释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文化为人提供了愿望、偏好或动机，不如说文化是一些松散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风格、技能或习惯，如同一个“工具箱”(tool-kit)供人理性地选取和利用，帮助他们理解周遭的事物，为他们在实践情景下采取行动策略提供正当性(justification)。在这种视角下，行动不是由价值观导向的目的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文化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能力(competence)，使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灵活地选取行动路线。
她发展出“稳定生活状态”和“不稳定生活状态”两个模型，在前者中文化为人们组织多种可能的行动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在后者中多种强有力的外部观念对行动可能有直接的控制，但其长期影响有赖于哪种观念在竞争中得以生存。
文化与行动之间成了一种松散的“弱耦合”，文化作为动机对行动的驱动力被很大程度上抽去了，变成了理性人用以实现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predetermined ends)而建构行动策略的工具或资源。
不过，这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呢？斯维德勒似乎认为这受到能力的限制。
（3）Stephen对二者的调和：
来自认知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依据表明，文化作为动机驱动行动的作用是存在的，并提出文化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其内化程度依其深浅程度不同而存在多种层次。
两种范式实际上都存在，但不在同一个意识层次发挥作用。
Vaisey援引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说明，“工具箱”范式的问题在于假定了文化与行动的关联必然在意识层面进行。事实上，动机或习性完全可能是无意识的。
人对于文化图式的认知内化程度有深浅之分，个人可以在前一个浅层内化层面利用文化工具为自己辩护，而处在深层内化层面的文化对个人的情感、理性和行动图式有着强烈的驱动力p.1685-1686。
（4）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抑或说，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连同斯维德勒对于两个文化时期的区分提醒我们意识到，价值理念的影响固然在人类行动的全过程都存在，不过在毕业出路获得的具体语境下，文化在学生的生涯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
“大学过程”的概念框架
由“资本化过程”(capitalizing process)、“投入过程”(engagement process)和“价值选择过程”(valuation process)组成：“资本化过程”来源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家庭赋予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在大学场域里被转化为竞争优势或劣势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的社会出身对他们的文化资本及习性的模塑；“投入过程”来源于汀托和Kuh的投入/融入理论，指学生主动投入到大学的各类教育性实践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入校后发挥能动性的努力；而“价值选择过程”则来源于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指大学生为自己的毕业出路树立价值目标，从而对自身的毕业去向作出选择的过程。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因而学校教育系统的合法性权威可以加剧社会不平等”。冰倩、禹海后来才察觉到自己的“傻”和“眼界局限”，是这句话最贴切的注脚。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
两种“上大学”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
这两种模式的形成与学生的社会出身紧密相连，抑或说正是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和家庭环境中深刻地具身化(embodied)而形成的一套阶级化的性情倾向系统。换言之，在考入顶尖大学伊始，学生对上大学的态度、知识和策略其实就是分化的。虽然学业成绩水平或许相当接近，但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往往带着不同的由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奠定的阶级习性。
（1）目标掌控模式：
“目标明确的同学”上大学的方式。
核心特征：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
目标意识使得他们在选取行动策略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前提是洞悉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即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
识(cultural knowledge)。
（2）直觉依赖模式：
“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们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
核心特征：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
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habitus hysteresis)。“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p.84——在《实践感》一书中，布迪厄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直觉依赖者总是抓不住机遇的原因。
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按：即作者在书末提到的两种文化障碍“文化脱嵌”和“文化迷失”）。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所以他们对适应精英大学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识，譬如学生社团是如何组建的，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教授青睐什么样的学生等等。
自我认同和必要知识的缺乏使得目标感无从建立。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也正是这种老实持重的风格使他们难以意识到尽早树立目标的重要性，也更难树立起一个对自身有意义的目标。
（3）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
换句话说，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由此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tool-msg type="info">按：这一点实际就是社会对学生的“既要又要”的粗暴裹挟：即既要求他们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又要求他们学会适时地放弃这种来之不易的道德感（类似的典型就是嘲弄毕业生的“学生思维”）。可笑的却是一旦当他们选择暂时放弃，他们又会被目为道德失范的案例，被用来教育更后来者。在我看来不过是社会帮自己脱罪的常用计谋罢了。</tool-msg>
（4）作为实践模式的分类，“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不仅强调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的行动策略上的区别，还试图捕捉他们在组织大学生活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伦理立场和个人风格上的分歧。
上述两类模式只有在社会出身最为弱势的学生和最为优势的学生身上才各自体现得最为典型。从“目标掌控模式”到“直觉依赖模式”的渐变差异可被视为一个与学生出身弱势程度相对应的连续统。
<tool-msg type="info">按：人话：参考从红到紫的光谱。</tool-msg>
教育经历
（1）来自东部大城市、家境优渥的被访者通常就读于质量优异也相对轻松的高中，这让他们更有闲暇去反思自身的处境，发展自己的自主性。并且，华东大都市顶尖高中的丰富资源，使得他们在高中就兴趣广泛，并且形成了与大学类似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tool-msg type="info">按：作者显然没有注意一个特殊的变量：来自东部发达地区但家境并不优渥的学生群体。</tool-msg>
在鼓励独立思考、广泛涉猎的高中环境里，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学习成绩好只是优秀的基本条件。从他们讲述自己高中生活风格的语气和他们想强调的重点中我理解到，在他们的常识中，一个出色的学生本就应该特长明显，有自己的爱好，思维活跃而有主见，又在学业上游刃有余。换句话说，要在鼓励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的中学里成为佼佼者，成绩优异只算达标，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个性才是加分项。这种超越庸众的思路，恰恰能够帮助学生更早认识到“自我”和“个性”的存在，调动起他们对爱好、目标、倾向的自主掌控，在大学前就对“目标掌控模式”习以为常。
（2）相对而言，农村学生和中西部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则往往不允许他们考虑所谓的“个性”。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高中生活都极其辛苦，需要学生付出几乎全部的时间和心思专注于学业。许多人凭借出众的成绩跳过了县中，直接升入了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高中，但这常常需要合家鼎力支持，学生所承担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因而，一个“懂事”的寒门学子必须十分专注于学业，才能取得好成绩回报父母，或是为辛劳的父母“争口气”。学业成绩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学业本身，更是为自己和家人换得尊重和指望的筹码。
对于许多像大成那样的寒门学子而言，一纸名列前茅的成绩单，既是对自己付出努力的回报，也是对父母的报答，更是一份跳出农门、远走高飞的模糊的希望。
非东部大城市著名高中毕业的被访者几乎都在高中阶段过着极度自律的苦行生活。
在紧张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区家境平平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考虑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对成绩的重视深嵌进了他们的常识，也就无需发起质疑和追问。换句话说，在中学笔直而单一的赛道里面，成绩优异很大程度上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也是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一种成就。在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练中，尽力提高成绩已经被深刻内化为他们的习惯。然而升入大学以后，面对这个赛道复杂多样的“迷宫”，原本得心应手的参赛策略和知识就不够用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身处迷宫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着自己的直觉和过往的习惯慢慢摸索。
<tool-msg type="info">💬 很明显作者提到了东西教育的巨大错配，但令人疑惑的是她仅仅将之放在家庭环境的框架里，这是我说她多少有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原因。说实话这些事大一开学大家聊天都知道的七七八八了，但还能怎么办，反正我接触到的部分东部“神民”只会对中西部认真学习考出来的学生表示嘲讽。书里那几个令人窒息的发言我就不贴了，果然形成文字之后这种言论会被放大不少，更令人窒息了。而且要考虑到这里谈的仅仅是那些在中西部已经十分“天选”的学生了，对那些付出努力却在高考里被筛掉的人而言，东部学生的“不屑”甚至都不屑于关注他们。如果卷上去的人到头来也只会对没卷上去的人冷嘲热讽（新常态罢了），那这对立究竟是谁造成的我实在是不好说。反正在很多人（很多人也包括很多弱势群体自身）眼里弱势群体就是活该呗。 </tool-msg>
父母
（1）优势阶层的父母插手少，可谓是一种“无为而治”。不过，尽管他们不会直接发表意见，却会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孩子做出明智的决定。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
（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弱势学生所遭遇的文化障碍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故而容易产生一种“习性分裂”的体验(a 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p.511。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
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学校场域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一入校即会体会到一种舒适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低阶层大学生的习性好不容易适应了基础教育阶段严苛的应试环境，却又在大学阶段遭遇了一个脱离了考试主义的规则更复杂、更隐蔽的场域，入学以后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期，他们在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承受双重的茫然无着感，加之基础教育经历又多强调苦学而不强调生涯目标的选择，他们在大学里起航的状态和家境优越的学生迥然不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前路一片模糊，只好如履薄冰地凭着感觉行事，对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忐忑不安。
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向它迈进”，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给自己铺一条最宽的路”，这种意识，在经纬这样的目标掌控者看来再简单不过，却并非对所有新生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
“直觉依赖者”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松散方式本无可厚非，甚至比“目标掌控模式”更接近于“博雅教育”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一旦被置于第二章所述及的宏观制度背景和竞争规则之下，其相对于“目标掌控模式”的低效性就显而易见了。说到底，“直觉依赖模式”下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低效方式，是习性不能完全适应场域游戏规则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
某种程度上说，在大学这一局的游戏规则里，学业投入是“初赛”，社会性投入则是“预决赛”。课外的社会性投入尤其重要，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大学生活经历在帮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这一问题上功劳卓著。在这一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在有限的游戏时间内，带着什么样的实践模式来走完迷宫路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生在游戏出口处是从容还是仓惶。
<tool-msg type="info">按：卷吧。 </tool-msg>
意义感的来源与分析
当新生代青年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稳固的价值体系和习以为常的行动逻辑，外部环境中盛行的话语、惯例、常识等就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路线的文化资源。通过对70份访谈资料的216处编码参考点的编码归类，最终获得关于全体受访者阐释工作意义的三种轴心编码，据此归纳出名校大学生用以建构工作意义的三种主要的文化图式——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以及自我表达/个体趣味。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形成了一个富有内在张力的三角结构。也就是说，对“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对工作之意义的“主流”理解，而是呈现出多个意义系统并行的状态。
来自内陆地区、农民/劳工家庭出身、选择了体制内就业的受访者多集中在主轴A，而来自沿海地区、富有/中产家庭出身、择业体制外就业者则多分布在主轴B。接近主轴C的占少数，但仍以沿海地区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居多。
说明作为“90后”新生代的大学生虽普遍熟识从父辈承袭而来的文化工具，但其中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群体，似乎能够更加自然和熟练地运用个体本位的文化图式去建构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的文化工具箱所制造出的矛盾，不再是“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不同家境和地区的大学生所面对的意义感的纠结点可能存在分化。
<tool-msg type="info">按：这种结果整显现出阶层的区隔如何塑造了个体精神信念的区隔，并且这种塑造很可能会使隔膜变得更加难以被扫除。问题在于我们现行的体制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亦或是因为某种集权的制度性的根本弊端而毫无办法），反导致这种区隔的不断强化。</tool-msg>
纵轴代表工具理性驱使之下利用手段达成目标的目的-手段行动力。“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主要分野即是在此。正如前两章已经说明的，自如使用文化工具去达成目标的能力与社会出身有着系统性的关联，因而纵轴同时也带有家庭背景的意涵。横轴代表价值信念对生涯选择的驱动力，前文表明学生的行动目标受信念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浅层内化或相互冲突的价值图式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深层内化的价值图式就会构成选择生涯目标的真实动机。
在毕业出路的获得上，“迷失无从者”处于最不利地位，而“价值归顺者”获得了学校和体制的赞助，“机会主义者”为自己博取了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高待遇的职业，“自主驱动者”则往往能够实现自主设定的职业或升学目标。
<tool-msg type="info">按：我其实一直都认为作者的这种划分是简单化了的，但话说回来，只要尝试用概念框架阐释就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简化，所以之前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到了此处，作者对于价值归顺者的定位就出现了失误，虽然可以理解。其实我国并不存在非主流的学术轨道，如果按作者这么认定的话，就会误将自主驱动者中的一部分归入价值归顺者。</tool-msg>
对于市场转型阶段中国精英的形成，学界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主导和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主导再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并未被削弱，而与市场体制并立或融通。万闻华和方长春甚至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精英形成，政府体制其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从属于政府体制，原因在于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的。
<tool-msg type="info">按：划重点。无论怎么看待改开以来的历史，在我国，“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指向的是政府，这一点在理解诸多问题上是极为重要的（我是从自己的毕设里看清这一点的，只能说这种看法是十分反直觉的）。</tool-msg>
在学校-工作转换的具体语境下，学生能在生涯选择上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取决于两个要素：(1)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驱动了自洽的、明晰的目标；(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达成目标的能力，而如上文所述，使用文化工具来达成目标的能力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联系。
高等教育的悖论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资本”一词正是想表明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被“用”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权力资源。透过习性这一试图衔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新概念，布迪厄似乎想表露工具理性也是受社会结构规制的。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布氏辛辣地批判了学校制度是如何隐秘地造成大学生工具理性的失调。
在以教育为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辞藻下和教师的配合下，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很容易忘记为求职做准备：“做一个大学生最合乎理性的方式就是根据未来职业的要求组织当前全部活动，利用所有合理的手段尽快尽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将今天和未来隔绝，将手段和他们本应该实现的目的分开，学生们仿佛在无意识地掩饰他们活动的真实性”p.57。关键是，并非所有大学生都割裂了学业和前途之间的联系，“因为前途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不真实、不确定或不乐观。……大学生与他们的前途和学业的关系，直接与本阶级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机会有关”p.58,62。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在考试成功的强烈吸引下忘记了为前途打算，而最优越背景的大学生却反而为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理性目的”而有条不紊地组织学习chapter 3。
几乎全球范围内的精英高等教育，在文化上都倾向于颂扬一种价值无涉的信念伦理和普遍主义的利他倾向，这种价值信念与仅仅指向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一种去功利化的、造福他人的终极情怀与责任感。
在大学与世俗社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顶尖大学仍然坚持向学生传递这一理想。正如特罗所言：“（大众化时期的）精英高等教育向学生（试图）传递的观念是：他们可以完成世界上的重大事情，可以有重大发现，可以领导大型机构，可以对他们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施加影响，以及对知识的增长有所作为。”p.359。那么，精英高等教育一方面试图鼓励学生投身普遍主义和利他取向的理想追求，一方面又承载着拉动个体向上流动、改善自身生活机会的功能。理想情怀和现实利益就此横亘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学子面前，二者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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