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余华作为复健计划的第一本，实在有些令人焦虑。毕竟是复健，话能不能说囫囵、能不能比作编辑之前有所提升是个挑战，更别说我还没读过《第七日》《兄弟》这些较近的余华小说。如果可能的话，之后会联系起来谈吧。

回到这本书，即便是第一时间购入，阅读时间也被我拉得很长：前二十页读了一个月，之后的内容一天读完。整体速度没变得太慢，不过相较于自我保持的良好，或许更该归功于余华流畅的文字。

前两年读《活着》是在读罢前期余华锋芒毕露的诸多作品之后，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对那本书颇有微词。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面对明显取巧的作者而言，我实在难以忍受（是的，我认为余华应该有更上一层楼的潜质）。以他对写作技巧的把握能力，完全没有必要一下子"倒退"到一百年前，将形式与内容结合的选择大概能为他铺就更高的写作道路吧。只是，没有如果。

《活着》在我这里远不如《在细雨中呼喊》，也远比不上后者带来的精神冲击力。尤其是在看烂了令人疲倦、无趣、自以为是的新历史叙事之后。《活着》，相较于早期的中短篇而言，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以至于每次夸赞它，我都只想说它在语言和叙事层面超人般的流畅性。

《文城》，亦是如此。

优雅且修辞张力的语言贯穿全篇，这是余华深厚的功底，它们恰切、美妙、富有新意，就比如55页"乱云飞渡的天空"与70页"旭日的光芒像波涛一样迎面打来"。诗意蕴匿于文句的里侧，通过修辞与故事场景的营构，逐渐催生为一种意境——它怅惘、悲伤，又因为是一个谎言而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但问题却在于，即便如此，余华也是在原地踏步，莫言在《红高粱》里、苏童在《妻妾成群》里早就做到的事情，如今时隔三十余年再做一遍，即便心境不同，惊喜感也仍旧难以承载起先预设的期待值。当然，你也能够看出余华语言的独特之处，他在尽力避免过度浮夸的雕饰，让文字与质朴的大地相关联，尤其是与江南的大地，因此你会觉得雅致但又不浓艳，有度且尝试着低调。

我们刚刚谈到了诗意。或许你会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应该说两者被拿来比较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鲜见的，余华在文城中表露出了一种理想、浪漫主义倾向，这与沈从文对湘西边城的期待有着相似性。文城的隐喻和早期溪镇那令人向往之邦的形象与世事动荡下无可避免的衰落、颓败、苍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历程也似乎与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由淳朴美好向残酷的变动相近，而主人公的悲剧结局也似乎预示着理想中桃花源的破灭即在眼前。不同的是，造成湘西动荡变化的，是被沈从文确立为现代化的进程；对文城而言，则是变幻莫测兵荒马乱的时代。这种形似与差异中蕴含的正是两种意识形态下，对古代中国理想乡在清末走向破灭原因的不同理解。不过余华的高明之处正在于，通过一种更加隐化的方式将老舍在《断魂枪》《正红旗下》里表达的观点再次申说。

从余华研究的层面上看，这种设置背后可能显示的正是余华心境的"变"与"常"，对于致力于余华研究的人而言，《文城》的出版概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但需要承认的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要远比余华的文城与溪镇饱满、鲜活。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余华想在文本中填充的内容要远大于沈从文。追寻的路程、多地的转换（你敢相信余华还写了当时的上海？）与《补》中视角的切换都表明余华不仅仅想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尽管他有着强烈的故事讲述冲动，但无疑，他还是受到了"故我"的影响——长期的写作惯性不允许他单纯地讲述一个传奇，观照现实与拔高立意的底层冲动不断地制约着他，因此故事无可避免地被拆分成多个部分（林祥福部分：北方老家、一路南寻、定居溪镇、匪乱；小美部分：童养媳时期、婚后时期、出走时期、林祥福时期、溪镇时期、再会时期），也令巧合显得刻意（这一点在小美阿强被冻死的结局中显示得淋漓尽致）。毕竟，上面提到的每一件工作，处理起来都十分复杂。作者很难在将故事衔接有序的同时一一把控，因而余华能在24.5万字的篇幅中完成它们，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说到理想主义，除了溪镇这个背景之外，整部作品中的角色也无一例外地扁平单调。余华不会写人物吗？怎么可能呢？就不说徐富贵这种被呈现了一生的人物了，孙光林、苏宇这些只被呈现出短暂童年、少年的角色就已经复杂得真实不已。由此可知，林祥福、小美、陈永良、田家五兄弟等人之所以都被界定好了所属区间，以至于显得平面化，必蕴含着作者的特殊考虑。回想一下，从永远找不到的文城到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溪镇、万亩荡，从善的代表林祥福、小美到恶的代言人张一斧（其实出现的人物性格就均匀地分布在光谱上），从正片的倒叙插叙讲演形式到《补》的另一线单拎出来复述。这部作品确实呈现出一种回归的特征。

如果我们将小说的主体内容抽出，就会发现这本书确实讲述了一个个传奇故事：偶然一见钟情的女子在短暂厮守后盗取财产而去，后又因怀胎返回，诞下孩子后再度出走；男子为寻妻子走向未知的远方，最终扎根异地，坐拥大笔财产，为赎回好友而被匪贼刺死；女子则因已有爱人而于两个男子间奔忙，同时保留着极美好的传统品德。各种要素都被集齐，故事的各个情节单独拎出来看，都是读者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然而一经拼贴组装，原本的因过于熟悉而失去传奇色彩的"传奇"再度焕发活力。

我还是得提到沈从文，毕竟他也是谱写传奇的老手了。沈从文的传奇结构精妙，往往采用叙事套盒，经过叙事者的多层嫁接转换，以达到混淆读者试听、建构临场感的特殊效果，他的处理让我们更易沉浸进去，而这又与他喜爱第一人称叙事与自身确有着传奇经历有关。反观余华，他对传奇的建构并非让读者身临其境，而是要力求在简单直接的叙事中营造说书讲演的效果，第三人称和整本书的前几节就是在为此铺垫，比如他娓娓道来，先告诉你林祥福的一生，然后领你进入这个"异乡人"的传奇一生；再比如非得将小美一线单独拎出做个观感完整的"补"，而非将之置入正篇。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刻意性。我们早在《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已经有所领略，只不过，当时过于鲜明的戏仿、隐喻象征导致了特殊的阅读体验，也令解读变得难以明确。而如今，余华在晚期决定重归传奇，他选择了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自然有着年纪增长带来的心态变换，亦有着属于老人的某种带有"向往"弧光的暮气。同时，对并不排斥商业化的余华而言，"如何让作品能为更广大的读者群接受"应该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这次，他倒是做得不错。

所以《文城》到底想说些什么？又为什么非要以这个从来没有出现在小说里的地点来命名？

简单来说，《文城》的核心在于"情"与"义"。有人会说，这实在是太老生常谈了，《白鹿原》讲得还不够明白吗？是啊，说到底，这本书也还是在重复这两个事。对于读惯新历史小说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实在没什么新意。但对余华本人而言，或许另有其意义吧。

1960年出生的余华，如今已达耳顺之年，在个时间点为我们献上了这样一部浪漫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作品，是一次对自己故往的回忆（生活），亦是对自己故往的突破（写作）（虽然还是有很多砍杀暴力场面吧，不过这都是老余华特色了）。尽管已经远离巅峰时期，但《文城》仍旧不失为一部好作品。（最起码比《月落荒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