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进展到现在，笔者很难说自己已经将老师讲解的将所有的内容都掌握了，但在读了一些文献并对之加以思考之后，确实可以说感受到了一种精进。对于有关读诗法的问题，笔者认为老师所讲授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和自得四种方法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这篇文章一方面将结合笔者个人的感受谈谈对于这些方法的见解，另一方面也将尝试着运用这些方法对具体作品进行解读。

一、从“知人论世”到“自得”

如果将读诗看作是烹饪料理，那么知人论世则相当于烹调过程中的食材准备步骤，它不仅仅需要我们精确地处理手中的每一份材料，而且需要我们了解这些食材的各种信息，比如产地、新鲜程度甚至酸度、甜度及其它属性。虽然这些内容在大多数普通烹饪者看来并不会对成品产生太大影响，但对于那些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而言，即便只是些微的差异也会造成成品口感的巨大不同。知人论世亦是如此，在笔者看来，它是我们进入中国古典诗歌这座王国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一方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围拢在诗歌周围的面纱，从而给研究者带来更为精细的感触（即诗歌情感或细节上的明确）；另一方面又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进入诗歌所呈现的精彩图卷，从而更能切身体会到诗人吟咏时的心境与处境（即现场感）；与此同时，它也往往能够让读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诗歌本身，而是挣脱出文本所带来的瞬时性束缚，将个人与社会、瞬时与历时相衔接，从而能对诗人以及其所处社会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把握。【师按：以诗证史？】

但是正如老师所言，知人论世并非“以史代诗”，笔者认为要正确地把握知人论世对于读诗的意义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地把握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史学的目的是揭示历史的现实，它更多地强调客观与理性，而文学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抒发性灵，正因如此也自然会更多地强调主观与感性。但是即便是有所差异的两种门类，它们之间也仍旧会因为所处的时代与大的社会背景的相似而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由此架构起互相关联的桥梁，问题是，当我们掌握了这样一座桥梁，又应当如何去处理它们呢？之前阅读的“钱陈范式”之争或许也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只不过陈氏的方法最终被世人所认可并奉为准则，钱氏的方法虽然受到质疑但却不断提醒着人们重视文学的自身属性。在笔者看来，“知人论世”与“诗史互证”作为研究的方法，二者之间是有着一定差异的。“诗史互证”的指向性看似并不明确，但实际上由“证”字可看出它的最终归宿还是在于证史，在这种情况下，诗歌所代表的文学就成为了还原历史场景的工具，为我们所注重的文学性不可避免地会被漠视（或说无视）【师按：有这样的例子吗？】；而“知人论世”则相反，在这里，诗成为了一切行为的受益者，历史事实成为证明诗歌被创作出来的具体情境的助手，它的最终指向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所意欲表达的内容，即便这一行为本身并无文学性可言，但是它所造成的结果确实是有益于理解诗歌文学性的。然而即便如此，当我们面对诗歌的时候也仍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毕竟，倘若诗歌由于史实的证实而变得面目全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审美体验（例如讲义中宋之问的《渡汉江》）。【师按：如果《渡汉江》的背景之说是可靠的，解为“逃犯回乡心理”应该是最切合诗意的，“影响我们的审美体验”，不应该是那些“好事者”，而是作者。也只能怪宋之问把他的悲惧写得那么美。读者不了解背景，或者读后才了解但仍愿意忽略无视这样的背景，仍解为游子归乡的内心活动，这是读者的权力。另者，了解背景后改变了对此诗的好感，也是读者的权力。】

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解读与鉴赏之间的差异。对于笔者个人而言，在阅读诗歌（无论是新诗还是古典诗词）的过程中通常会下意识地去思考“这首诗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而并非“它带给了我什么感受？”在笔者看来，前一个问题指向诗歌的理解问题，更多地带有一种理性分析的色彩，而后者则指向纯感性的精神体验。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对于诗歌“意”的考量。如果说“知人论世”的作用是将诗歌这一个细小的片段嵌套入其所处历史的巨幅画卷中的话，那么“以意逆志”则是我们从自身所见出发去探寻眼前这幅图景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的过程，并且它又同“得意忘言”和“自得”有着紧密的联系。大致说来，这三者都有一个前提，即“得意”这一过程，笔者认为三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以意逆志”和“自得”实际上都涉及到如何处理两种不同的“意”的问题，前者主要处理作者之意同文本之意或是读者之意的关系，它重在追溯，要求回到一种合乎作者本意的正确的解读；而后者则关注作者之意同读者之意的关系，更多地染上了个人审美体验的色彩，它并不强调“正确”，只要合理即可。简单而言，笔者认为“以意逆志”是为了回应“表达了什么”这一问题，它是站在作者中心视角下的一种读诗方式；而“自得”不仅能够回应“表达了什么”还可以回应“感受是什么”这一疑惑，它是读者中心视角的产物。【师按：在理！】对于“得意忘言”，笔者认为它相较前两者而言，实际上是为了获得一种更深层的感触，在某些情况下，经由它所得到的感受可以看作是“自得”的一部分，但更多地它还是相对于“以意逆志”的所得而言的、诗歌本身所散发出的一种隐微难窥的“气息”，而要想获得这样的“气息”，就不能够局限在一首诗歌之中，而是需要我们对于作者自身的秉性、创作观念甚至那个时代都有一定的把握。

回到上一段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我们面对诗歌时更多时候下意识想到的是如何去理解而非如何去感悟，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显示出传统思维中对于感性鉴赏的忽视【师按：“传统”有很多，并非全都忽视感性经验。概括而言，古代诗学可分为两大派，言志派和缘情派。言志派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重视诗的社会功用；缘情派是诗家的诗论，重视诗歌本身的特征。前者重“同”尚“用”，后者主“情”而尊“独”（个性）。无论从诗歌创作还是从诗歌接受的角度看，缘情派（至少从陆机《文赋》算起）看重的正是感性经验。】，这涉及到了阅读的思维方式的问题。理解与鉴赏之间并不应该分出谁高谁低，如果我们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势必难以全面地把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作品，毕竟，作为文学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文体，诗歌自身所涵括的不仅仅是其中的深意，而且通常还有着浓厚的情感。

还应注意到，在这三种读诗法中“意”的概念实际上总是相对于其它的概念而存在的，“以意逆志”中是同“志”相区别，而“得意忘言”中则同“言”有联系。【师按：这一点很重要！】

“意”与“志”的区别在讲义中已经谈的较为充分，这里仅简要说说笔者的一些看法。首先，“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人之志”，之所以要“逆志”很难说没有受到厚古薄今传统的影响，这样的读诗方式在经学家那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它所带来的结果即是对诗歌自身文学性的忽视：一味地强调“志”所带来的教化作用（因为“志”在经学家的眼中即是最为重要的儒家思想）。其次，即便“志”之所指不再是呆板的经学教条，“以意逆志”这一举措对于作者中心的过度强调也应当得到我们的警惕，作品之所以成其为作品必然离不开读者的阅读与思考，然而，当我们仅仅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去介入诗歌，便很容易陷入对于作者原意的过度追求【师按：目的便只是要求作者之“志”。】，最终会因此丧失自我的理解与判断。如果说前一种误区（即厚古薄今）带来的是一种不容随意解读古代作品的文化心理钳制的话，那么后一种误区则消解了多种解读的可能。【师按：力求切近作者原意（志）的解读，以求“真”为目的，并设问题，如果意（志）不是已经预设好了的特定指向的话。要警惕的是这样的解读有可能导致跳过审美想象直接求其“真”（思想）。】笔者认为，倘若要摆脱上述两种情况，较好的方式是在“以意逆志”的同时重视“各以其情自得”。

最后来谈一谈“得意忘言”，与之有联系的说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所记载：

《周易·系辞上》有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夫子自发其问，谓圣人之意难见也，所以难见者，书所以记言，言有琐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其言，故云书不尽言也；言不尽意者，有深邃委屈非言可写，是言不尽意也。圣人之意，意又深远，若言之不能尽圣人之意，书之又不能尽圣人之言，是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也，故云：‘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疑而问之故称乎也。”[1]

我们不难发现，引文的前一句中，“书”、“言”、“意”三者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关系：“书”是“言”的表现方式，“言”是“意”的表达手段，“言”成为连接“书”和“意”的桥梁，但是两种表现方式都无法将所要表达的内容完全展露出来。孔颖达对之做出的解释如下：“书”之所以不能“尽言”，是因为“言”自身有着地域上的差异（即“楚夏不同”），同时所存之字远少于当时人们用来表达的言，这就造成了一种现实层面的不对等情况；而“言”之所以不能“尽意”则是由于人们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是深邃曲折、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因而也就难以将思考的内容或是感情完全用对应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意”就只能隐藏于“言”后或者就此消隐不见，最终难以为人所知了。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引文所表达的只是“不尽”，即不能够将所要表达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而并非不能够表达。上述观念直接影响了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中“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两派。

“言不尽意”的代表人物荀粲结合《庄子·天道》的思想[2]对《周易·系辞上》中“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3]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故蕴而不出矣。”[4]他认为物象难以穷举“理”与“意”，而所不能“明”者即是幽微之“理”、“意外之意”，并且就此将“意”与“象”分为内外两层，“言”之所能穷尽者仅仅是“象内”、“意内”之物，“象外”、“意外”之物不可尽言。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庄子·天道》中将“意”进一步划分的观念，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言不尽意”之所指乃是“意外”、“象外”之物。这种观念发展到王弼那里就最终形成了“得意忘言”之说：

《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5]

由上述语句可以看出，王弼认为由“意”到“言”的过程是从抽象（即观念或情感）到具象再到抽象（语言文字）的过程，而在这样的转化中“意”和“象”需要借助工具来表达，而“言”和“象”即是用来表达它们的工具中，这里“象”成为“言”和“意”的中介，“言”“明象”而“象”“出意”。

同时，他又接过《庄子·外物》的观点指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6]“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7]

从引文可知，王弼认为“言”与“象”只是“得象”与“得意”的方法，真正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所得之物，所以，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反观那些囿于前者的人最终实际上并没能够“得象”与“得意”。由此观之，王弼所提出的“得意忘言”本身就已经不再是探讨“言能否尽意”的问题，而已经转向超越语言形式的拘束，深入到那些隐含于语言背后的深层蕴意。[8]

总的来说，无论是“书、语、意”还是“象、言、意”，这些概念所涉及到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如何看待语言与所意欲表达的含义之间的关系，而正如《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写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形式不能完全表达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表达仅是不充分的而并非完全无法表达，这就为我们保留了捕捉这些言语背后所显露出的些许“气息”的可能，而这一能力的获得是不能离开“知人论世”等其它读诗法的，正因如此，读诗之时应当将多种方法共同运用，从而才能对诗作具有更为全面深入的把握。

批曰：

第一节辨析路数很清楚，道理讲得也很明白，极在理。论题是从知人论世到自得，关于自得的言论则稍显不足。自得是必须的，但何以成为可能，与其它方法的关系如何，则宜再作辨析和归纳。

二、读诗法运用——以孟浩然《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为例

原诗如下：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

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

廨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

乡关万馀里，失路一相悲。

在仅阅览全诗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炼出以下几个要点：首联“逆旅”、“江村”点明相逢的地点在江村的旅舍之中，“日暮时”指出时间已近傍晚；颔联写同友人相逢之时所做之事乃对酒题诗；颈联则以“鲛室”与“岛夷”写出诗人对自己身处沿海蛮夷之地的满腹牢骚；最后尾联抒发思乡之情与失路之悲。通过诗题与内容相结合，能够使全诗所要表达的内容显得更加完备：永嘉上浦馆是诗中所言之“逆旅”，张子容则是“对酒、题诗”的对象，他概是诗人之友，而之所以在永嘉上浦馆与之相逢则可能是出于两人仕路不顺遭到贬谪的缘故。到此，我们大概能够看出诗人作诗的来龙去脉：诗人与友人（张子容）由于仕路不畅在异乡（永嘉）相逢，各怀满腹牢骚，饮酒以浇胸中块垒，身处“岛夷之所”远离家乡，又平添一份乡愁，最终以诗寄寓内心情感。那么这样最为简单的理解方法是否恰切呢？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读诗法的运用对这首诗进行解读，继而同现在的结论进行对照。

“知人论世”的方法要求我们对诗歌发生的背景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将诗作还原到历史现场，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找到记录当时事情经过的材料，这就需要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取其它的相关素材，再通过逻辑的梳理将这些琐碎的拼图拼接起来，对于这首诗，即需如此。笔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诗题中的张子容是何许人物。查阅孟浩然的诗作，不难发现张子容曾多次出现在他作品的题目之中，例如《送张子容赴举》《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除夜乐城逢张少府》《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等，不仅如此，张子容也有写给孟浩然的酬赠诗作，如《送孟八浩然归襄阳二首》，《乐城岁日赠孟浩然》《除夜乐城逢孟浩然》。从这里可知，孟浩然同张子容的交往前后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并且二人维系着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孟诗《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有“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之语）。与此同时，虽两《唐书》均未记载张子容的生平，但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有言“（子容）与孟浩然友善”[9]，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亦有“子容，襄阳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仕为乐城令。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死生交，诗篇唱答颇多。”[10]由此可知，张子容实际上是孟浩然的同乡友人，并且二人过从甚密。

在了解张子容之后需要探寻的是此诗创作背景，此处笔者参考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与《孟浩然研究》，按照王先生的考证，此时孟浩然处于一入长安求仕失败[11]，第一次漫游吴越的末尾阶段，时值开元十四年年末，他当时自越州回到永嘉，而张子容此时乃作尉于乐城，根据《唐才子传校笺》的记录，此“诗中云‘失路’，盖指子容尉乐城乃系贬谪，因其诗有《贬乐城尉日作》，亦云：‘竄谪边穷海，川原近恶谿。’”[12]故可知，此番相逢实则是在二人各处低谷之时且有着“一别十馀春”这样长时间未见的背景。[13]

综合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对整首诗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相逢的偶然、多年未见所带来的感慨与激动之情以及二人相似的仕途遭遇使得诗中所抒发的牢骚愤懑与悲苦愁情在此前已为读者所感知的基础上显得更加深刻，“失路之悲”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情。此外，《方舆胜览》对“孤屿”的解释[14]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人所面对的景物的状态。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下面笔者将对诗作进一步解读。

从章法上讲，此诗同传统的律诗写法相近，首联交代背景，颔联和颈联状景记事，尾联抒情。笔者认为全诗的诗眼在“悲”字，这同友人多年未见而偶然相逢这样的喜事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但通过“知人论世”与对文本的分析，我们可知：一方面，相逢之时本已近岁末且处于日暮，两个时间节点本身就给人一种萧飒肃杀、暗无生机的感受；另一方面，相逢的地点乃是远离“廨宇”、人烟罕见的“岛夷逆旅”，而相逢之人又都是仕路坎坷的同乡，这就不仅仅唤起诗人对乡关的怀念而且使得二人对彼此的经历感同身受，从而多生发出一重互相怜惜的愁情。老杜言“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然而诗酒似乎对此时的孟浩然并没有很明显的帮助，即便与友人共同畅饮而遥望众山，远眺孤屿题诗遣怀也难以消解他心中的愁情，这种思虑自身处境而产生的悲哀在群山这样相对宏大的景致衬托下变得更加深重。然而即便如此，诗人其实还是在无意识之中赋予了诗歌另外一层难以言明的含义。《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评此诗之言“孟公胸襟远旷，出语另有一种深长意趣，如此诗便自高华。”《唐贤三昧集笺注》亦有“气魄自大，此孟之似杜者”之语。[15]笔者认为此二者所言独有见地，而这正体现在“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两句。从“得意忘言”的角度看，“对酒题诗”时的心境大体上同刚刚所言的愁闷相吻合，但是在这种愁闷的背后却又隐微地显露出一种豪气，因为饮酒之时所对者乃是“众山”，题诗时所望者乃是“孤屿”，尽管永嘉之山并非高耸入云，但“遥对酒”与“共题诗”的背景都是高处，这一现象本身就已经蕴含着诗人的一种超然不羁，这正同盛唐诗人对于自身才华的高度认可相契合，正因如此“孟之似杜者”才有其合理之处。纵观全诗，情感基调仍旧是不容置疑的哀悲，但是诗人所采用的语言却自然而少刻意的雕饰，笔者认为本诗概是在情致充溢于胸时所作，因而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在运用读诗法对此诗进行解读之后，不难看出前后两次解读对于诗歌意旨的理解其实并无太大的出入，并且十分明确的是，此前的解读相较而言显得较为肤浅且不够充分，之后的解读则通过考虑诗人自身的情况以及整个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而在之前大致判断的基础上对整首诗有了更为明确精细的把握，并且在尽己所能地还原作者原意的同时加上了笔者自己的看法，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对四种读诗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

批曰：

解读孟诗的路数当然好，若参照《讲义》，从新鲜的角度来读，或另有所获。

批曰（对全文）：

调整结构，充实内容，或可作为学年论文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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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注

[1] [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正义，[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周易正义·系辞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0-171页。

[2] 《庄子·天道》：“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它划分出“书”、“语”、“意”及“意之所随者”四层，并且指出“言不尽意”之“意”不仅有“语”内之“意”，而且具有“语”不可“言传”的语外“意之所随者”（即语、言不可达致者）。而两者的界限在知性活动的能力所及处（即言语所止之限）。

[3] [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正义，[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周易正义·系辞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1页。

[4]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320页。

[5]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略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4页。

[6]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略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4页。

[7]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略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5页。

[8] 参考杨鉴生，《王弼“得意忘言”观探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七辑），2007年。

[9] [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61页

[10] [元]辛文房篆，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6-159页。

[11] 王先生认为孟浩然曾于开元十一年末奉诏入京，其诗《赴命途中遇雪》中“迢递秦京道，苍茫藏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同《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一年）十一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余尺。”诗史互证，从而推翻了前人将《赴命》一诗系于开元十六年的观点（因为古籍中并无开元十六年有大雪的记载）。而这次入京的结果并未达到孟浩然的预期，他最终西游秦地而由秦入蜀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年的游历。（见王辉斌著，《孟浩然研究》，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王辉斌著，《孟浩然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8页。）

[12] [元]辛文房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第158页。

[13] 同据王辉斌考证，张子容于景云二年自襄阳如京赴举，孟浩然赋《送张子容赴举》一诗送之。其它观点乃是张子容于先天二年进士及第，前后时间相差不大，均可同《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中“一别十馀春”相吻合，因此二人前后相隔十余载而未见可知矣。（“景云二年说”见王辉斌著，《孟浩然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先天二年说”分别见：[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61页；[元]辛文房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6页。）

[14] 详见《唐诗导读讲义》，第15页。

[15] 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28页。

参 考 文 献

【1】《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周易正义·系辞上》，[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正义，[清]阮元 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

【2】《唐诗纪事校笺》，[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

【3】《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注，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

【4】《周易略例》，[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

【5】《三国志·魏书十》，[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6】《唐诗汇评》，陈伯海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28页。

【7】《孟浩然研究》，王辉斌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孟浩然新论》，王辉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9】袁行霈，《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1979年。

【10】陈引驰，《“言意之辨”导向文学的逻辑线索》，《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11】杨鉴生，《王弼“得意忘言”观探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七辑），2007年。

【12】梁森，《唐诗导读讲义》，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