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勃然迸发的夜晚。

既然浅薄如我并没有什么资格来书写有关民族主义的任何话语，我仍在思考自己是否需要做些什么或者如大多数人那样，暗中观察，默默无闻地让这次高潮成为历史的注脚（似乎，它确实具有某种符合历史建构所需的因素——尤其是将之与以往的诸多高潮对比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征候性的文化现象）。但显然，如同任何民族主义者一样（我对自己是否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持保留态度。我坦诚地说，这与我个人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关系。当然这取决于是否存在某种极端情况——这有些类似七八十年前诸多“先生”们的心态——需要解释的是，我并非有意将自己拔高），我自身也无法逃脱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潜在影响。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这一问题被简化为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选择题——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所“灌输”、强调的。即便深知其逻辑存在漏洞的人，想来也难以摆脱具体面对它时，这一“庞然大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极具蛊惑性的“迷人”气息。因而，我也无法辨析这一被人为塑造的观念的正误——因为一旦当我们被裹挟其中，判断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均将被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但好在，我们总有“历史”可以依循。

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均站位于新左派立场。受限于匮乏的阅读量与知识积累量，我一方面只能给出这两篇文章，另一方面也无法判断二者所言是否“可信”。但对我而言，在初读它们时确实具有某种“振聋发聩”之感。或许可以随性地，简单做一个不那么准确的评述：

在抛开它们是否准确地判断了当时的文化现象状况背后的深层逻辑这一问题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它们或多或少地触及了那表层之下的问题本身。当学界已经明确将八十年代定位为一种对“十七年”以来历史的二元对立式悖反的情况下，随着八九十年代之交酷烈的动荡的展开与平息，某种上个年代存在的精神递质已然消泯于历史的风烟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再度明确的“国家化”的过程（这么说是因为上述的二元对立状态本身即是国家化进程中两种道路模式的对立抉择），它潜伏于“市场经济”背后逐渐张开一张硕大无朋的大网，意图裹进尽可能多的修辞与话语。在此过程中，如何建立新的确切的意识形态统治权将是其幕后掌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戴锦华老师的文章正聚焦这一“镜城”的形成时刻，她通过这一确切的民族主义回潮事实揭示出某种重要的变动状况，并随即作出文化批判，而此文与她在《隐形书写》一书中的其它文章一样，在今日，仍旧不时得到现实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90年代直到如今并不像学界不成熟的主观判断那样——已然结束）。而对于“伤痕文学”的反思（在其文章中，这无疑是脱离原有所指的扩大化后的能指），旷新年老师以一种断言式的书写方式倾注着他难以抑制的激情（当然，如敬老师所言，这种言说方式和姿态无疑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虽然颇为观念化，但他在最后一节指出的断想与勾勒也仍旧具有某种普遍性价值——它显露出新左派群体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某种锐利判断。

需要再次强调，引录上述两篇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表示笔者对两位老师观点的具体看法，而仅仅旨在试图提供一个能让我们更加切近地进入民族主义回潮这一文化表象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一现实，尤其在它已然成为一种迫不及待地浮出水面的“统治工具”的如今，将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不可绕过的切入点。而思考这一问题本身，似乎要比单纯地围观甚至亲自加入那个解答二元对立的选择题的答题场要来的更有益处。

文章：

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七章 全球景观与民族表象背后